語言反抗的權利

所有的說話，都在建構光榮的人類文明，並以禁律為它的權威。我們學懂說話，不只是要表達、要溝通，而且是要按社會的期望來活；我們用的一套語言，就規訓著我們怎樣得體，怎樣活得符合語言群體的期望。壓迫者從來沒有改變過，只是樣貌偽裝得越來越斯文；有絕對權力的人可以從容施暴，是從來都不需要力竭聲嘶的。

雖然粗口都有內容，但重點不在於溝通；粗口的重點，在玷污。粗口的威力，不在於犯禁，而是對犯禁「無動於衷」。犯禁剛好是禁律展示權威的時候，禁令需要「犯禁就不堪設想」來構成它的神聖。因此要挑戰一個系統的權威，就是要無視禁律；而要反思的是，究竟被挑戰的是一個甚麼樣的權威。為甚麼我們容得下暴政，卻容不下粗口？因為怕亂，卻不怕有秩序的暴力。

香港人實在太愛禮貌，幾乎把禮貌抬到道德的神位上，在不公義的事前，都默不作聲；但當有人說了髒話，就如同犯下滔天大罪，所受的譴責程度截然不同。這種可怕的「和理非非」思維，是站在不一致的道德高地上，用不一致的道德論斷；腦殘程度，就如女性被侵犯而反抗，不譴責侵犯行為，卻批評女性反抗時竟然使用暴力。

在權力者眼中，「和理非非」是最可親的模式，「和平理性」、「包容」可增加穩定性、方便控制，人民都在和諧的假象之中，如先麻醉家畜才運往市場，任由施暴；最後，就連說一聲粗口作語言反抗的權利也沒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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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（Uttar Pradesh）女子在新婚之夜慘遭老公的兄弟輪姦，而村裡的自治體系「種姓長老會議」（panchayat），竟稱「以眼還眼是真實正義」（an eye for eye is the actual justice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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