彈盡糧絕,一島成一角。

無論泛民建制,一直都說要在基本法框架內才能有普選,僭建之餘,更加要中共首肯。但由中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,都需要遵循聯合國的規定,全民公決的定義也很清楚,普選不是中共的給予,而是其聯合國成員身份,必需容許香港因殖民地歷史而得到的一個權利;說必需要依基本法行普選,就如支持不平等條約一樣荒謬。

當年中英談判,戴卓爾夫人摔倒,未必是怕了鄧小平的一句「明天派解放軍接收香港」,但怕動亂會損害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該是事實;政治的本質,就只是利益分配。而當時,中共是一個身無長物的爛仔,破壞的是英資在港的投資;時至今日,中資佔港交所近三成,砸的將會是中共的東西,不然早就已像鬼國其他地方,一有民眾示威便派兵進城了。香港人要認清自己的搏奕籌碼,到港交所外資流走均勢一破、財儲被五花八門的基金抽乾,就只有死路一條。泛民的和平佔中拖拖拉拉,終會導致至香港人彈盡糧絕。

若香港人接受有篩選的選舉作替代,就等如授權中共取代香港的自冶權,對國際公約中共就能交差,之後聯合國就不能干涉,香港人就會永遠的失去國際支援,完全失救。最後,香港就會墮落為中共的邊陲一角,再不是能獨當一面的小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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軟實力的血汗

不要看輕這種娛樂節目,美國透過電視電影建立的國民質素形象,也就是中共講的「軟實力」。看看Facebook上的傳閲率,連平時不是粉絲的也爭相廣傳,就知道有幾入屋;而透過比賽形式,更加可以增加「公信力」,無缐做的也是同樣的一回事。

不是反對比賽拒絕挑戰,十三億人,當然會有很多技術上唱得很好的,問題只是比賽的條件:在人家的主場、規則、設備、評判、觀眾、語言下比賽,卻沒有公認而實質的標準,公平與否就只是一種主觀判斷。製造只勝不敗的選舉比賽,一直都是中共的首本戲。「有篩選也是普選」有爭議,因為有法理作根據考量,但於文化藝術,只要用差不多的形式進行,很容易就能混過去。從挑選香港及台灣的參賽者看,實力愈強的就愈容易幫中共人民建立形象,輸了也已是同級同台,贏了就層次提升;但港台的輸了就會將自信逐漸放下,對自身文化優劣產生懷疑。榮譽感,從來都是建構向心力的重要元素;奧運、世博、航天,都是一樣的工程。

當港台觀眾都覺得大陸的也很好、評判也很公平、規則也很合理的時候,它們的文化,就很容易被普遍接受了。早前那同學的「特別朗誦技巧」,也是由比賽教育獎勵而來的,是一種關聯性學習(respondent conditioning)。現在港台歌手賺取的高昂「參與」酬勞,港台觀眾其實是有份比的,他們唱的,也是我們的尊嚴,有血有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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飽食遠飈

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的「成功人士」例子,很多人看到的是那一億元,滿足了香港人的發錢寒心態。這個例子,除了有人指出的邏輯荒謬,其實也是一個以結果論為基礎的歪理,一如劉慧卿的「沒有當天的出賣就沒有今天的政改」;香港有這樣的政棍,難怪中共也說「沒有六四屠城也沒有強國繁榮」。

一個由香港免費教育培育成材,靠該是父母親朋血汗幫忙買到的物業,再在不知收入的情況下加按作摃桿借貸;一朝發達,僱的是大陸的工人,納的是給中共的稅,做的是幫極權宣傳的角色。整個過程,根本就是飽食遠飈,但竟然成為一個地方官員引用的「示範」,背後的價值觀可想而知。

浸大傳理系創系系主任余也魯教授說過這樣的一句話:「你用什麼方法來爭取成功,比你的成功更重要,這是對你品格的挑戰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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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愛未來,基金破產。

梁振英在施政報告用「關愛基金」,曾俊華在財政預算用「未來基金」,五花八門,但所謂的「基金」,其實也不是甚麼新招。曾俊華任內,以各種名目注資的基金已近千億;一為繞過立法局財委會,二為避開公務員系統,以財技轉移香港人公有資產,掏空國庫。不斷將公有資產放到政府體系之外,就如共官捲款走資海外一樣,香港歷代辛苦累積的民產,最後就只會剩下一個殻。

政府開支按年遞增是必然之事,人口老化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,嬰兒潮開始退休是可預期的事實。而既是嬰兒潮,亦即是當代最大的人口羣,也是平均收入最高的一羣;這是世界性的「普世現實」,除了稅收必然減少,基金市場亦會收縮,將影響目前全球金融體系的操作。但香港的政府行政荒謬,是以這些可預期的變化作借口,抽空公共儲備,若要保本就要投放於將臨巨變的基金市場,但同時又不以資產審查確保輸入的新移民不會加重社會付擔。

一面減少儲備、一面投入風險、又輸入不明負擔,如果這樣的方法也能算是財政部署,那破產就會是可預算的合理結果。關愛未來到,基金已破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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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透過制度以外的基金方式,承接政府成立無數委員會的方向,將資金轉移到這些分配方式目標不明的基金及法定組織,將公共財政的權力外判,繞過公務員系統。這些基金運作不透明,公眾監管困難。而不少基金的委員都是親共份子,或擔任中共公職。披上「基金」的外殼,立法會財會就只剩下審議一筆過注資的權力,無法如正常政府開支般,逐一審批各項開支。因此是借「基金」之名,大削財委會審批撥款的權力,破壞政府須向議會問責,以達致向公眾負責的憲制秩序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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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力

香港的經濟價值,在於國際金融交收,而其中三方之強也是當今三大交易貨幣:美元、歐羅、人仔,亦是如今香港背後三大境外政治勢力之利益所在。自舊年起中共分支團體在港不斷湧現後,美國新駐港總領事Clifford A. Hart就走馬上仼,隨即會晤政黨博客、逛街市大牌檔。很多人大概連上一任是誰都不曉得,但夏千福兩個月便已佔據報章電台電視;須知道,夏是前北韓六方會談特使,更有軍方背景,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,亦設有中情局分站。最近連德國駐港澳總領事也出聲了,就該明白,各方到位,一切已是蓄勢待發。普選在前,香港人若真的要民主自由,就要好好把握現時香港金融市場還是三分之局,均勢一破,香港就會失救。香港人所能表達的民情,可以變成一種國際公民授權;要以小勝大,就要懂得借力。比賊打劫就要嗌救命,香港人繼續選擇沈默,就要接受被共匪輪姦的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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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,中國局勢逆轉,民國政府避走台灣,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,隨後中共軍隊南下。當時港府推測,中共可能入侵香港。港府於是向英國請求援軍,同時在香港邊境加強兵力戒備,並制定多項防禦計劃。英國亦要求美國拹助防衛香港,並從東南亞其他英殖地調派軍隊及軍備到港。1949年底,共軍推進至廣州深圳一帶,並有十多次接近香港邊防記錄,但未越過界線,雙方未有衝突。港府於是實施緊急狀態,九龍新界居民因恐共,不少逃到港島避難,社會出現物資搶購。此時英國政府向中共施壓,英國從新加坡及印度調派數萬兵力到港駐防,美軍則以補給及渡假為借口,在日本及菲律賓調派艦隊到台灣至香港華南海域停留,中共得知美國介入後,為顧與美關係,以及想先解決已遷台的國軍,才將軍隊停止推進,危機才得以解決。香港得以有50多年的安穩繁榮發展,避過大陸內的革命血腥浩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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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美國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」和「美國駐港總領事」這兩個職位,看似風馬牛不相及,其實有一個共通點,就是一方面毋須向美國駐華大使匯報(美國駐港領事館一向直接向華府匯報),另一方面卻能參與制定與對華有關的政策,地位不比北京那位正式大使低,活動空間卻更有彈性,是美國外交的獨特棋子。夏千福曾參與和中國相關的戰略佈局,現在具有「美國駐華大使B」的功能,而三年後他還未屆退休之年,還有更上層樓的空間,北京對他的忌憚,就是可以預期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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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決民主黨

真普聯對自己提出的「三軌制」普選特首方案,鄭宇碩說「缺少任何一種提名方式,都不是我們提出的方案」是否代表「缺一不可」,如何演譯是各媒體自行決定,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同意。

先不論「缺少任何一種提名方式,都不是我們提出的方案」竟然不是「缺一不可」的文理荒謬,一個以民主作名號的政黨、一個自稱為香港爭取民主而組成的泛民聯盟,推出一個有篩選的所謂普選方案,作為現時香港最大公民運動「佔中」的訴求根據,竟然叫人「自行演譯」?這大慨就跟袁國強身為律政司,回應指「會續以曖昧態度對待」一樣精神分裂;身份與言論毫不相稱,態度不負責任。或許,聯盟中的人民力量早前所言的「自詡」進步民主、言行一致,也不是用字能力問題而是事實;而逼宮,人力也是很到家的。

由「終極普選聯盟」到「真普選聯盟」,終極不到也真不了多少,個個人不像人各懷鬼胎,雖然車公早作指引,但仍有很多人甘心歸附、難捨難離。然刻下狗咬狗骨犬決民主黨,「送炭」的又竟然先有人大常委范徐麗泰「指上次政改,民主黨在壓力下,走入中聯辦交流,是有很大勇氣和政治智慧,期望今次政改亦可以再出現類似情況 」,後有老愛國吳康民的「林鄭、葉劉、劉慧卿三位女性齊競逐,普選氣氛增溫柔」。常言,當敵人誇獎你的時候,就該想想自己做錯了甚麼事。

重看韓連山2011年的舊文,正是上回泛民組成「終極普選聯盟」時期;歷史在笑,不無感慨,該讖悔的,還有一直捐款投票支持政棍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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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民主黨至今還不肯承認是破壞泛民團結的罪魁禍首,不肯為密室政治背棄選民而道歉,更不肯為特區現今泛民頹墮的政治亂局負上責任。民主黨不肯面對區選的現實局勢:其一,何俊仁之能於屯門樂翠選區幸保議席,極大主因是中共網開一面,沒有派出民建聯的星級代表或清新「小花」參選來挫其銳氣;其二,因政改而退黨的新民主同盟八成當選,贊成「五區公投」的民主黨年輕黨員也獲市民支持,說明了很多巿民是極度不滿民主黨違背原則與中共妥協的。現在不認錯之餘還轉移視線,以「粗口論」、「暴力論」諉過於人民力量和社民連,卻忘記了這群衝鋒陷陣的盟友,一直在民主戰場的前線,扮演着「心口掛個勇字」的「爛頭卒」?這一回敗下陣來,就要「割席」棄卒,道義盡泯!時窮節乃現,這麼樣的政黨政棍,又怎獲市民支持?」韓連山2011年11月1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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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愛國,丟那星。

綜緩七年申請期被廢,很多關注都落在有型資源(tangible resource),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引起「非用家」的反應;但其實這件事,比無電視睇嚴重得多。香港人一向實際,事不關己的連望多眼都會覺得蝕底;所以不領綜緩、不住公屋、不做公務員的一羣,就以為可以干卿底事,殊不知自己的權利被狠狠的削了三份之一:香港人三粒星的身份,已被捐了一粒去愛國。

「香港人」這個身份,除了文化上的定義,就是法定地位(legal status);而法權(legal rights),就是一條界線,也就是一般說的合法性(legitimacy)。沒有這個法定身份,在社會中就連參與的機會也沒有;正如公司法,不是股東就沒有投票權。本土香港人的第一份身份證明文件,是香港出世紙(birth certificate),與港英時對大陸移民發的CI即身份證明書(certificate of identity),其實性質相同,用作介定出生地,也是本土權益的擁有權。而綜緩、公厔、公務員,是香港人三樣主要的專有民權,屬兢爭性的社會資源,所以要用「永久」居民區分;被剝奪了,香港人的法定身份,就被「非永久」居民模糊了。一墻既倒,很多人還以為事不關己。

香港人有投票權,但沒有完整的選舉權,所以香港人根本就不算是公民,只是居民;看看香港身份證,上面印着的是「居民」,指的是居民權(residency),並非公民權(citizenship)。香港身份證是入境證件,特區護照甚至BNO/BDTC是外遊證件,回鄉證是「內遊」證件,香港人是沒有公民證件(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)的。這就是中共不願香港有普選的原因,因為有了普選,香港人的公民權利就比較完整,如果要獨立自主,有一個能運作的民權系統就容易得多;所以台灣有普選,中共是收不了的。

有點儲蓄的人都該明白,現在用不到的公共資源,就如那些不會即時要用的錢,若是白白蝕了三成,還會不會像現在那般氣定神閒、置身事外?這些如在夢中的香港人,被人丟了那星還不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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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很多人都遺忘了,香港身份證的出現,是當年太多偷渡者湧港,港英用作快速基本身份鑑定的方法,屬強制性身分證;而週街查身份證,也其實違反民權。英聯邦在WW1期間首次發行了強制的身分證,1919年取消;在WW2時重新引入,1952年廢除。英國法院在Willcock v Muckle案件中,一致認同身分證的存在不適當。英美近年亦曾以反恐、阻止非法移民、騙取津貼及偷竊身分為由,嘗試建立身份證系統,功能都是維穩;但都失敗,主因是認為身分證是極權主義者社會的象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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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基政治

HKTV復活,王維基為香港示範了一場幾近完美的去政治化政治運動操作:一個商業機構,可以帶著公民運動的光環,跟中共談交易,連現時的政黨也未能做到。民氣從來有價,只道愚民自奄;所以香港的公民運動,應該從中借鏡。

香港的社運,都往往被左膠、泛民由簡單的利益訴求,放大至根本無法解決的主義矛盾,所以只會永遠失敗,籌完款就階段性勝利,然後啋你有味。但整個HKTV事件,都嚴謹的將議題聚焦,鬥爭目標從來都只是一個人,這就擺脫了普世價值及主義之爭一全一偏的魔爪,主導權沒有流失,目標也沒有被沖散。訴求清楚一致,羣眾就容易凝聚,議題簡單分明,就難有爭論空間被分化。這從碼頭罷工由加薪減時,被工會擴至反對資本主義,就無處著力然後潰散,或佔中無數咨詢籌款後,仍無底線原則,落於空談;就該明白在政治現實中,光環只是政客、左膠無知的自瀆。

由運動開展至今,王維基跟員工一直兵分兩路,政府層面的由王親自操刀,民間操作交給員工層面維持,而王的個人介入就放在不斷的院校講座串聯;既可招兵,但又非正面交鋒,亦從來強調不涉政治。對這留有一手的隱形戰書,現在的中移動交易就該是回禮,王氏也「感謝各方朋友的安排」,一切談笑用兵,又不止於和理非非的空言。而OTT是網台,CMMB是大氣,兩個都不受廣管條例規範,自由度更大,亦可更具個人立場;但要轉制式作高清廣播就要同TVB/ATV傾,這就可能是之前雙王會的原因,也能是亞視續牌的條件,HKTV更還有司法覆核在手。

刻下維基三隻強牌在手,已是進可攻、退可守,回馬槍已召回三百穩兵,未來八百一千是預留壓力,增加政府再加留難的代價;開台之時既有像「買路姆西就是表態」的消費政治羣做底,要民氣加碼時更可贈送接收器。整個事件,不失一方,只取一人;逼一個懂政治但不想搞政治的人參與政治,是非常愚蠢的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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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鄰有別,政教交溶。

一直少評宗教,因為宗教主要是建基於信心,只有信不信,沒有必然真假對錯考據;但既然鄺保羅大主教也要於聖誕文告批評本土主義排外,就只有奉陪。

鄺保羅口中的「耶穌基督降世成為有血有肉的人,就是要擁抱人性,恢復人的尊嚴,呼籲人要接納和包容差異」,但現實的所謂大愛,於同志平權就變成沒有立場、沒有擁抱人性、也沒有恢復人的尊嚴、連人權都沒有討論,只是選擇性的空言;而真正接納和包容了的,是其中共全國政協的任命,政教分離已經棄如敝屣。所以,他說「政府的確做得不好,但毋須立即要求官員下台、內地教會自由有如香港」的話並不奇怪,但叫人抱着曼德拉精神就有點儍,可被中共視之為鼓吹暴亂言論,鄺政協要小心。

至於文告中「有政治人物為求選票,鼓吹本土主義,香港充滿歧視和排外」,鄺大主教也許忘記了,香港聖經公會幾年前推出的《聖經》和合本修訂版,便早已將「愛人如己」一改而成「愛鄰如己」,對象群就收窄了;而一般主內鄰舎,都多是弟兄姐妹,這是不是同門優先?算不算是排外?要注意的,翻譯改動在一般故事編章問題不大,但「愛人如己」是誡命,屬於教義(doctrine)層面的價值框架(value framework),尤如政治上的詞彙導引,可從思維方向影響人的行為。所以這一改,基本上也可以是「有宗教人物為求信眾,鼓吹本教主義」。其實這個更改一直都有爭議,說是盡量「按照原文」,即是「撥亂反正」;但既要文改,就是要在字義上介定分別,下一條思想界線。無論是甚麼原因,一般人,不可能每次都有牧者解釋,但「人、鄰」之間,在廣義的差別,不應每次都如《基本法》般要求人大釋法才可明白,也不想重翻死海古卷和現行聖經內容有何不同吧。

最後引用李牧的話「你話你道德,但你有沒有實踐?你說不歧視,但如果有一個同性戀者說想要洗禮,你接不接受?如果你要他改過了再回來,你也是歧視他,這是講一套做一套。」人只是人,政治如是,宗教亦如是,要政教分離,是有原因的;所以信的,只在理念不在人,尤其在亂世如今日香港。「善與惡,不會不懂。你不是不知道,你只是裝作不知。你問心吧,一定知道的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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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原文plēsion,有「朋友,鄰居,與之相關聯的人」等意思。對於猶太人,「鄰舍」乃指同種族、文化,甚至是同樣宗教傳統的人。和合本當年有三版:深文理、淺文理、官話;《文言和合本》1872甚至楊格非的《新約淺文理譯本》1886都翻譯為「愛鄰如己」;委辦譯本則翻譯為「愛人如己」。中文聖經譯本,如《呂振中譯本》、《現代中文聖經譯本》、天主教所使用的《思高譯本》和大部分英文聖經譯本,也將第二條誡命譯作「愛鄰如己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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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殺人

基真小學女生墮樓案,發生至教育局要求報告就已經靜下來了;這個情況,跟拐嬰案B女死了,就失去社會關注幾乎一樣:人命並不重要,有疑犯結案就滿足了。這件案的可怕之處,是一個女生從5樓墮下,但基真小學全體30名教職員沒有任何人報警,一個都沒有;若女童是因為誤時失救致死,這就是集體誤殺。

這件事的重點,不是女童因何墮樓,而是如何救命。基真小學在事發三日後連續發聲明解釋,表示當值教師看見女童「倒臥在地」及「在操場暈倒」,便「按校方既有程序處理」,召喚有急救資格的教師到場,及致電聖約翰救傷隊。記者至少7次追問校長黃靜雯,為何校方判斷死者只是「暈倒」、有否流血及為何沒有報警時,只是重複說:「根據老師資料,當時女生倒卧在地,遂按既定程序通知聖約翰救傷隊」。救傷隊到場時,女生奄奄一息,但荔枝角的消防處救護站只距離學校0.9公里,而聖約翰救傷隊到校的距離則長達6.9公里,因為誤時失救的機會很大。

五樓墮下、發出巨響、大量出血,是「暈倒、倒卧在地」?人命在前,按既定程序「召喚有急救資格的教師到場」?有急救資格的教師比專業更好?這種處理,跟拐嬰案的「網上偵探」一模一樣。為了救人,我們定下程序,但為了達到這些「程序」,我們卻放棄了目的,甚至這些程序成為了背棄目的的藉口。基真小學跟足了程序,卻沒有救到人,甚至救人程序成為了見死不救的藉口。

在這個荒謬的社會,為了某個目的去建立規條,最後卻只有規條,沒有了目的。而這件事,發生在香港,更是在一間學校,這樣的教職員,會教出怎樣的學生?如果有子女在這樣的學校,又會被怎樣的「處理」?對佛山小悅悅被兩車輾過,18人見死不救最終不治的事,香港人還有甚麼好奇怪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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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蘋果日報》及《明報》訪問基真小學多名學生及附近街坊,均指事發時看到一大灘血跡,又聽見巨響,絕非校方稱的「倒臥在地」及「在操場暈倒」,就讀小二的慧慧憶述,她正在操場看圖書,突聽見「砰」一聲,之後便發現倒臥的人是羅芍淇,慧慧說:「佢攤喺度流好多血……有兩個老師幫佢急救,之後有啲救護車同着白色衫嘅人嚟……」。另外,亦有兩名男同學聲稱,事發當日曾在操場見到大量血漬,又指老師叫他們不要對外談及事件。

校方在聲明指聖約翰救護車出發前已報警,但根據聖約翰救傷隊提供的資料,當天早上7時46分接到該校「有人暈倒」報告,救護車一分鐘內出動,途中主管從校方口中得悉羅芍淇疑從高處墮下,鑑於案件性質,於是在7時55分報警。聖約翰救傷隊於7時57分抵埗為羅芍淇急救,8時19分將羅芍淇送抵瑪嘉烈醫院。

曾有在教育機構和社福機構工作的人士表示,出事時機構第一時間會打電話去就近醫療團團體,涉及犯案的就才報警,目的是避免媒體到場,此操作已成慣性指引及不成文規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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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抗命

曼德拉1964年在法庭講的話:「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」,要旨是:和平抗爭走到絕路,以暴易暴已成唯一選擇;更表示對各種已經展開的暴力抗爭事件負責。這句說話,甘地的版本是:「There are many causes that I am prepared to die for, but no causes that I am prepared to kill for.」

曼德拉逝世,媒體的報道將他過濾成一個黑人民權領袖英雄,是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典範;至於他曾提及暴力和恐怖主義的說話,卻避而不談。香港的主流傳媒,在語言口徑上,跟政府的「要以理性、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」,及泛民的「和理非非」,目的是一致的,就是維穩。當「和平」就是「抗爭」,人民只會鬧不會反,統治就容易;而傳媒、政治的生意,也可穩定發展、長做長有。

當年曼德拉在法庭公開要顛覆政權,為了抗爭,並不排除戰爭和革命。他認為政府不停使用不公義的法律和暴力,令人無法以合法手段進行反抗,所以除了暴力和顛覆政權之外,並無他法。這個「因果論」,跟黃毓民「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條路」的立論,於香港現時的政府手段及公民抗命情況上,非常相似。山雨欲來,歷史經常重覆,人亦總會犯同樣的錯誤。

在諮詢會向梁振英掟膠屎,其後被20警察圍捕的黃洋達,被問及為何被捕後還要再掟時表示:「正正因為佢想用拘捕唻打壓我哋,所以今日更加要掟!要話畀CY知,我哋唔怕拘捕!」這種勇武的公民抗命情況若持續,就會如謝連忠律師的文題《當有人甘願為暴力抗爭負上責任和代價,警察還有用嗎?》也就是香港革命的開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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