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論泛民建制，一直都說要在基本法框架內才能有普選，僭建之餘，更加要中共首肯。但由中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，都需要遵循聯合國的規定，全民公決的定義也很清楚，普選不是中共的給予，而是其聯合國成員身份，必需容許香港因殖民地歷史而得到的一個權利；說必需要依基本法行普選，就如支持不平等條約一樣荒謬。當年中英談判，戴卓爾夫人摔倒，未必是怕了鄧小平的一句「明天派解放軍接收香港」，但怕動亂會損害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該是事實；政治的本質，就只是利益分配。而當時，中共是一個身無長物的爛仔，破壞的是英資在港的投資；時至今日，中資佔港交所近三成，砸的將會是中共的東西，不然早就已像鬼國其他地方，一有民眾示威便派兵進城了。香港人要認清自己的搏奕籌碼，到港交所外資流走均勢一破、財儲被五花八門的基金抽乾，就只有死路一條。泛民的和平佔中拖拖拉拉，終會導致至香港人彈盡糧絕。
若香港人接受有篩選的選舉作替代，就等如授權中共取代香港的自冶權，對國際公約中共就能交差，之後聯合國就不能干涉，香港人就會永遠的失去國際支援，完全失救。最後，香港就會墮落為中共的邊陲一角，再不是能獨當一面的小島。
-
不要看輕這種娛樂節目，美國透過電視電影建立的國民質素形象，也就是中共講的「軟實力」。看看Facebook上的傳閲率，連平時不是粉絲的也爭相廣傳，就知道有幾入屋；而透過比賽形式，更加可以增加「公信力」，無缐做的也是同樣的一回事。不是反對比賽拒絕挑戰，十三億人，當然會有很多技術上唱得很好的，問題只是比賽的條件：在人家的主場、規則、設備、評判、觀眾、語言下比賽，卻沒有公認而實質的標準，公平與否就只是一種主觀判斷。製造只勝不敗的選舉比賽，一直都是中共的首本戲。「有篩選也是普選」有爭議，因為有法理作根據考量，但於文化藝術，只要用差不多的形式進行，很容易就能混過去。從挑選香港及台灣的參賽者看，實力愈強的就愈容易幫中共人民建立形象，輸了也已是同級同台，贏了就層次提升；但港台的輸了就會將自信逐漸放下，對自身文化優劣產生懷疑。榮譽感，從來都是建構向心力的重要元素；奧運、世博、航天，都是一樣的工程。
當港台觀眾都覺得大陸的也很好、評判也很公平、規則也很合理的時候，它們的文化，就很容易被普遍接受了。早前那同學的「特別朗誦技巧」，也是由比賽教育獎勵而來的，是一種關聯性學習(respondent conditioning)。現在港台歌手賺取的高昂「參與」酬勞，港台觀眾其實是有份比的，他們唱的，也是我們的尊嚴，有血有汗。
-
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的「成功人士」例子，很多人看到的是那一億元，滿足了香港人的發錢寒心態。這個例子，除了有人指出的邏輯荒謬，其實也是一個以結果論為基礎的歪理，一如劉慧卿的「沒有當天的出賣就沒有今天的政改」；香港有這樣的政棍，難怪中共也說「沒有六四屠城也沒有強國繁榮」。
一個由香港免費教育培育成材，靠該是父母親朋血汗幫忙買到的物業，再在不知收入的情況下加按作摃桿借貸；一朝發達，僱的是大陸的工人，納的是給中共的稅，做的是幫極權宣傳的角色。整個過程，根本就是飽食遠飈，但竟然成為一個地方官員引用的「示範」，背後的價值觀可想而知。
浸大傳理系創系系主任余也魯教授說過這樣的一句話：「你用什麼方法來爭取成功，比你的成功更重要，這是對你品格的挑戰。」
-
梁振英在施政報告用「關愛基金」，曾俊華在財政預算用「未來基金」，五花八門，但所謂的「基金」，其實也不是甚麼新招。曾俊華任內，以各種名目注資的基金已近千億；一為繞過立法局財委會，二為避開公務員系統，以財技轉移香港人公有資產，掏空國庫。不斷將公有資產放到政府體系之外，就如共官捲款走資海外一樣，香港歷代辛苦累積的民產，最後就只會剩下一個殻。政府開支按年遞增是必然之事，人口老化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，嬰兒潮開始退休是可預期的事實。而既是嬰兒潮，亦即是當代最大的人口羣，也是平均收入最高的一羣；這是世界性的「普世現實」，除了稅收必然減少，基金市場亦會收縮，將影響目前全球金融體系的操作。但香港的政府行政荒謬，是以這些可預期的變化作借口，抽空公共儲備，若要保本就要投放於將臨巨變的基金市場，但同時又不以資產審查確保輸入的新移民不會加重社會付擔。
一面減少儲備、一面投入風險、又輸入不明負擔，如果這樣的方法也能算是財政部署，那破產就會是可預算的合理結果。關愛未來到，基金已破產。
-
政府透過制度以外的基金方式，承接政府成立無數委員會的方向，將資金轉移到這些分配方式目標不明的基金及法定組織，將公共財政的權力外判，繞過公務員系統。這些基金運作不透明，公眾監管困難。而不少基金的委員都是親共份子，或擔任中共公職。披上「基金」的外殼，立法會財會就只剩下審議一筆過注資的權力，無法如正常政府開支般，逐一審批各項開支。因此是借「基金」之名，大削財委會審批撥款的權力，破壞政府須向議會問責，以達致向公眾負責的憲制秩序。
-
香港的經濟價值，在於國際金融交收，而其中三方之強也是當今三大交易貨幣：美元、歐羅、人仔，亦是如今香港背後三大境外政治勢力之利益所在。自舊年起中共分支團體在港不斷湧現後，美國新駐港總領事Clifford A. Hart就走馬上仼，隨即會晤政黨博客、逛街市大牌檔。很多人大概連上一任是誰都不曉得，但夏千福兩個月便已佔據報章電台電視；須知道，夏是前北韓六方會談特使，更有軍方背景，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，亦設有中情局分站。最近連德國駐港澳總領事也出聲了，就該明白，各方到位，一切已是蓄勢待發。普選在前，香港人若真的要民主自由，就要好好把握現時香港金融市場還是三分之局，均勢一破，香港就會失救。香港人所能表達的民情，可以變成一種國際公民授權；要以小勝大，就要懂得借力。比賊打劫就要嗌救命，香港人繼續選擇沈默，就要接受被共匪輪姦的結果。
-
1949年，中國局勢逆轉，民國政府避走台灣，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，隨後中共軍隊南下。當時港府推測，中共可能入侵香港。港府於是向英國請求援軍，同時在香港邊境加強兵力戒備，並制定多項防禦計劃。英國亦要求美國拹助防衛香港，並從東南亞其他英殖地調派軍隊及軍備到港。1949年底，共軍推進至廣州深圳一帶，並有十多次接近香港邊防記錄，但未越過界線，雙方未有衝突。港府於是實施緊急狀態，九龍新界居民因恐共，不少逃到港島避難，社會出現物資搶購。此時英國政府向中共施壓，英國從新加坡及印度調派數萬兵力到港駐防，美軍則以補給及渡假為借口，在日本及菲律賓調派艦隊到台灣至香港華南海域停留，中共得知美國介入後，為顧與美關係，以及想先解決已遷台的國軍，才將軍隊停止推進，危機才得以解決。香港得以有50多年的安穩繁榮發展，避過大陸內的革命血腥浩劫。
-
「美國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」和「美國駐港總領事」這兩個職位，看似風馬牛不相及，其實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一方面毋須向美國駐華大使匯報（美國駐港領事館一向直接向華府匯報），另一方面卻能參與制定與對華有關的政策，地位不比北京那位正式大使低，活動空間卻更有彈性，是美國外交的獨特棋子。夏千福曾參與和中國相關的戰略佈局，現在具有「美國駐華大使B」的功能，而三年後他還未屆退休之年，還有更上層樓的空間，北京對他的忌憚，就是可以預期的了。
-
真普聯對自己提出的「三軌制」普選特首方案，鄭宇碩說「缺少任何一種提名方式，都不是我們提出的方案」是否代表「缺一不可」，如何演譯是各媒體自行決定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同意。先不論「缺少任何一種提名方式，都不是我們提出的方案」竟然不是「缺一不可」的文理荒謬，一個以民主作名號的政黨、一個自稱為香港爭取民主而組成的泛民聯盟，推出一個有篩選的所謂普選方案，作為現時香港最大公民運動「佔中」的訴求根據，竟然叫人「自行演譯」？這大慨就跟袁國強身為律政司，回應指「會續以曖昧態度對待」一樣精神分裂；身份與言論毫不相稱，態度不負責任。或許，聯盟中的人民力量早前所言的「自詡」進步民主、言行一致，也不是用字能力問題而是事實；而逼宮，人力也是很到家的。
由「終極普選聯盟」到「真普選聯盟」，終極不到也真不了多少，個個人不像人各懷鬼胎，雖然車公早作指引，但仍有很多人甘心歸附、難捨難離。然刻下狗咬狗骨犬決民主黨，「送炭」的又竟然先有人大常委范徐麗泰「指上次政改，民主黨在壓力下，走入中聯辦交流，是有很大勇氣和政治智慧，期望今次政改亦可以再出現類似情況 」，後有老愛國吳康民的「林鄭、葉劉、劉慧卿三位女性齊競逐，普選氣氛增溫柔」。常言，當敵人誇獎你的時候，就該想想自己做錯了甚麼事。
重看韓連山2011年的舊文，正是上回泛民組成「終極普選聯盟」時期；歷史在笑，不無感慨，該讖悔的，還有一直捐款投票支持政棍的人。
-
「民主黨至今還不肯承認是破壞泛民團結的罪魁禍首，不肯為密室政治背棄選民而道歉，更不肯為特區現今泛民頹墮的政治亂局負上責任。民主黨不肯面對區選的現實局勢：其一，何俊仁之能於屯門樂翠選區幸保議席，極大主因是中共網開一面，沒有派出民建聯的星級代表或清新「小花」參選來挫其銳氣；其二，因政改而退黨的新民主同盟八成當選，贊成「五區公投」的民主黨年輕黨員也獲市民支持，說明了很多巿民是極度不滿民主黨違背原則與中共妥協的。現在不認錯之餘還轉移視線，以「粗口論」、「暴力論」諉過於人民力量和社民連，卻忘記了這群衝鋒陷陣的盟友，一直在民主戰場的前線，扮演着「心口掛個勇字」的「爛頭卒」？這一回敗下陣來，就要「割席」棄卒，道義盡泯！時窮節乃現，這麼樣的政黨政棍，又怎獲市民支持？」韓連山2011年11月15日
-
綜緩七年申請期被廢，很多關注都落在有型資源(tangible resource)，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引起「非用家」的反應；但其實這件事，比無電視睇嚴重得多。香港人一向實際，事不關己的連望多眼都會覺得蝕底；所以不領綜緩、不住公屋、不做公務員的一羣，就以為可以干卿底事，殊不知自己的權利被狠狠的削了三份之一：香港人三粒星的身份，已被捐了一粒去愛國。「香港人」這個身份，除了文化上的定義，就是法定地位(legal status)；而法權(legal rights)，就是一條界線，也就是一般說的合法性(legitimacy)。沒有這個法定身份，在社會中就連參與的機會也沒有；正如公司法，不是股東就沒有投票權。本土香港人的第一份身份證明文件，是香港出世紙(birth certificate)，與港英時對大陸移民發的CI即身份證明書(certificate of identity)，其實性質相同，用作介定出生地，也是本土權益的擁有權。而綜緩、公厔、公務員，是香港人三樣主要的專有民權，屬兢爭性的社會資源，所以要用「永久」居民區分；被剝奪了，香港人的法定身份，就被「非永久」居民模糊了。一墻既倒，很多人還以為事不關己。
香港人有投票權，但沒有完整的選舉權，所以香港人根本就不算是公民，只是居民；看看香港身份證，上面印着的是「居民」，指的是居民權(residency)，並非公民權(citizenship)。香港身份證是入境證件，特區護照甚至BNO/BDTC是外遊證件，回鄉證是「內遊」證件，香港人是沒有公民證件(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)的。這就是中共不願香港有普選的原因，因為有了普選，香港人的公民權利就比較完整，如果要獨立自主，有一個能運作的民權系統就容易得多；所以台灣有普選，中共是收不了的。
有點儲蓄的人都該明白，現在用不到的公共資源，就如那些不會即時要用的錢，若是白白蝕了三成，還會不會像現在那般氣定神閒、置身事外？這些如在夢中的香港人，被人丟了那星還不知道。
-
也許很多人都遺忘了，香港身份證的出現，是當年太多偷渡者湧港，港英用作快速基本身份鑑定的方法，屬強制性身分證；而週街查身份證，也其實違反民權。英聯邦在WW1期間首次發行了強制的身分證，1919年取消；在WW2時重新引入，1952年廢除。英國法院在Willcock v Muckle案件中，一致認同身分證的存在不適當。英美近年亦曾以反恐、阻止非法移民、騙取津貼及偷竊身分為由，嘗試建立身份證系統，功能都是維穩；但都失敗，主因是認為身分證是極權主義者社會的象徵。
-
HKTV復活，王維基為香港示範了一場幾近完美的去政治化政治運動操作：一個商業機構，可以帶著公民運動的光環，跟中共談交易，連現時的政黨也未能做到。民氣從來有價，只道愚民自奄；所以香港的公民運動，應該從中借鏡。香港的社運，都往往被左膠、泛民由簡單的利益訴求，放大至根本無法解決的主義矛盾，所以只會永遠失敗，籌完款就階段性勝利，然後啋你有味。但整個HKTV事件，都嚴謹的將議題聚焦，鬥爭目標從來都只是一個人，這就擺脫了普世價值及主義之爭一全一偏的魔爪，主導權沒有流失，目標也沒有被沖散。訴求清楚一致，羣眾就容易凝聚，議題簡單分明，就難有爭論空間被分化。這從碼頭罷工由加薪減時，被工會擴至反對資本主義，就無處著力然後潰散，或佔中無數咨詢籌款後，仍無底線原則，落於空談；就該明白在政治現實中，光環只是政客、左膠無知的自瀆。
由運動開展至今，王維基跟員工一直兵分兩路，政府層面的由王親自操刀，民間操作交給員工層面維持，而王的個人介入就放在不斷的院校講座串聯；既可招兵，但又非正面交鋒，亦從來強調不涉政治。對這留有一手的隱形戰書，現在的中移動交易就該是回禮，王氏也「感謝各方朋友的安排」，一切談笑用兵，又不止於和理非非的空言。而OTT是網台，CMMB是大氣，兩個都不受廣管條例規範，自由度更大，亦可更具個人立場；但要轉制式作高清廣播就要同TVB／ATV傾，這就可能是之前雙王會的原因，也能是亞視續牌的條件，HKTV更還有司法覆核在手。
刻下維基三隻強牌在手，已是進可攻、退可守，回馬槍已召回三百穩兵，未來八百一千是預留壓力，增加政府再加留難的代價；開台之時既有像「買路姆西就是表態」的消費政治羣做底，要民氣加碼時更可贈送接收器。整個事件，不失一方，只取一人；逼一個懂政治但不想搞政治的人參與政治，是非常愚蠢的事。
-
一直少評宗教，因為宗教主要是建基於信心，只有信不信，沒有必然真假對錯考據；但既然鄺保羅大主教也要於聖誕文告批評本土主義排外，就只有奉陪。鄺保羅口中的「耶穌基督降世成為有血有肉的人，就是要擁抱人性，恢復人的尊嚴，呼籲人要接納和包容差異」，但現實的所謂大愛，於同志平權就變成沒有立場、沒有擁抱人性、也沒有恢復人的尊嚴、連人權都沒有討論，只是選擇性的空言；而真正接納和包容了的，是其中共全國政協的任命，政教分離已經棄如敝屣。所以，他說「政府的確做得不好，但毋須立即要求官員下台、內地教會自由有如香港」的話並不奇怪，但叫人抱着曼德拉精神就有點儍，可被中共視之為鼓吹暴亂言論，鄺政協要小心。至於文告中「有政治人物為求選票，鼓吹本土主義，香港充滿歧視和排外」，鄺大主教也許忘記了，香港聖經公會幾年前推出的《聖經》和合本修訂版，便早已將「愛人如己」一改而成「愛鄰如己」，對象群就收窄了；而一般主內鄰舎，都多是弟兄姐妹，這是不是同門優先？算不算是排外？要注意的，翻譯改動在一般故事編章問題不大，但「愛人如己」是誡命，屬於教義(doctrine)層面的價值框架(value framework)，尤如政治上的詞彙導引，可從思維方向影響人的行為。所以這一改，基本上也可以是「有宗教人物為求信眾，鼓吹本教主義」。其實這個更改一直都有爭議，說是盡量「按照原文」，即是「撥亂反正」；但既要文改，就是要在字義上介定分別，下一條思想界線。無論是甚麼原因，一般人，不可能每次都有牧者解釋，但「人、鄰」之間，在廣義的差別，不應每次都如《基本法》般要求人大釋法才可明白，也不想重翻死海古卷和現行聖經內容有何不同吧。
最後引用李牧的話「你話你道德，但你有沒有實踐？你說不歧視，但如果有一個同性戀者說想要洗禮，你接不接受？如果你要他改過了再回來，你也是歧視他，這是講一套做一套。」人只是人，政治如是，宗教亦如是，要政教分離，是有原因的；所以信的，只在理念不在人，尤其在亂世如今日香港。「善與惡，不會不懂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裝作不知。你問心吧，一定知道的。」
-
聖經原文plēsion，有「朋友，鄰居，與之相關聯的人」等意思。對於猶太人，「鄰舍」乃指同種族、文化，甚至是同樣宗教傳統的人。和合本當年有三版：深文理、淺文理、官話；《文言和合本》1872甚至楊格非的《新約淺文理譯本》1886都翻譯為「愛鄰如己」；委辦譯本則翻譯為「愛人如己」。中文聖經譯本，如《呂振中譯本》、《現代中文聖經譯本》、天主教所使用的《思高譯本》和大部分英文聖經譯本，也將第二條誡命譯作「愛鄰如己」。
-
基真小學女生墮樓案，發生至教育局要求報告就已經靜下來了；這個情況，跟拐嬰案B女死了，就失去社會關注幾乎一樣：人命並不重要，有疑犯結案就滿足了。這件案的可怕之處，是一個女生從5樓墮下，但基真小學全體30名教職員沒有任何人報警，一個都沒有；若女童是因為誤時失救致死，這就是集體誤殺。這件事的重點，不是女童因何墮樓，而是如何救命。基真小學在事發三日後連續發聲明解釋，表示當值教師看見女童「倒臥在地」及「在操場暈倒」，便「按校方既有程序處理」，召喚有急救資格的教師到場，及致電聖約翰救傷隊。記者至少7次追問校長黃靜雯，為何校方判斷死者只是「暈倒」、有否流血及為何沒有報警時，只是重複說：「根據老師資料，當時女生倒卧在地，遂按既定程序通知聖約翰救傷隊」。救傷隊到場時，女生奄奄一息，但荔枝角的消防處救護站只距離學校0.9公里，而聖約翰救傷隊到校的距離則長達6.9公里，因為誤時失救的機會很大。五樓墮下、發出巨響、大量出血，是「暈倒、倒卧在地」？人命在前，按既定程序「召喚有急救資格的教師到場」？有急救資格的教師比專業更好？這種處理，跟拐嬰案的「網上偵探」一模一樣。為了救人，我們定下程序，但為了達到這些「程序」，我們卻放棄了目的，甚至這些程序成為了背棄目的的藉口。基真小學跟足了程序，卻沒有救到人，甚至救人程序成為了見死不救的藉口。
在這個荒謬的社會，為了某個目的去建立規條，最後卻只有規條，沒有了目的。而這件事，發生在香港，更是在一間學校，這樣的教職員，會教出怎樣的學生？如果有子女在這樣的學校，又會被怎樣的「處理」？對佛山小悅悅被兩車輾過，18人見死不救最終不治的事，香港人還有甚麼好奇怪？
-
《蘋果日報》及《明報》訪問基真小學多名學生及附近街坊，均指事發時看到一大灘血跡，又聽見巨響，絕非校方稱的「倒臥在地」及「在操場暈倒」，就讀小二的慧慧憶述，她正在操場看圖書，突聽見「砰」一聲，之後便發現倒臥的人是羅芍淇，慧慧說：「佢攤喺度流好多血……有兩個老師幫佢急救，之後有啲救護車同着白色衫嘅人嚟……」。另外，亦有兩名男同學聲稱，事發當日曾在操場見到大量血漬，又指老師叫他們不要對外談及事件。
校方在聲明指聖約翰救護車出發前已報警，但根據聖約翰救傷隊提供的資料，當天早上7時46分接到該校「有人暈倒」報告，救護車一分鐘內出動，途中主管從校方口中得悉羅芍淇疑從高處墮下，鑑於案件性質，於是在7時55分報警。聖約翰救傷隊於7時57分抵埗為羅芍淇急救，8時19分將羅芍淇送抵瑪嘉烈醫院。
曾有在教育機構和社福機構工作的人士表示，出事時機構第一時間會打電話去就近醫療團團體，涉及犯案的就才報警，目的是避免媒體到場，此操作已成慣性指引及不成文規定。
-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.php?fbid=568005239949103&set=a.353900724692890.82537.349165895166373&type=1&theater
曼德拉1964年在法庭講的話：「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」，要旨是：和平抗爭走到絕路，以暴易暴已成唯一選擇；更表示對各種已經展開的暴力抗爭事件負責。這句說話，甘地的版本是：「There are many causes that I am prepared to die for, but no causes that I am prepared to kill for.」
曼德拉逝世，媒體的報道將他過濾成一個黑人民權領袖英雄，是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典範；至於他曾提及暴力和恐怖主義的說話，卻避而不談。香港的主流傳媒，在語言口徑上，跟政府的「要以理性、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」，及泛民的「和理非非」，目的是一致的，就是維穩。當「和平」就是「抗爭」，人民只會鬧不會反，統治就容易；而傳媒、政治的生意，也可穩定發展、長做長有。
當年曼德拉在法庭公開要顛覆政權，為了抗爭，並不排除戰爭和革命。他認為政府不停使用不公義的法律和暴力，令人無法以合法手段進行反抗，所以除了暴力和顛覆政權之外，並無他法。這個「因果論」，跟黃毓民「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條路」的立論，於香港現時的政府手段及公民抗命情況上，非常相似。山雨欲來，歷史經常重覆，人亦總會犯同樣的錯誤。
在諮詢會向梁振英掟膠屎，其後被20警察圍捕的黃洋達，被問及為何被捕後還要再掟時表示：「正正因為佢想用拘捕唻打壓我哋，所以今日更加要掟！要話畀CY知，我哋唔怕拘捕！」這種勇武的公民抗命情況若持續，就會如謝連忠律師的文題《當有人甘願為暴力抗爭負上責任和代價，警察還有用嗎？》也就是香港革命的開始。
-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hoto.php?fbid=564816883601272&set=a.353900724692890.82537.349165895166373&type=1&theater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