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論泛民建制，一直都說要在基本法框架內才能有普選，僭建之餘，更加要中共首肯。但由中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，都需要遵循聯合國的規定，全民公決的定義也很清楚，普選不是中共的給予，而是其聯合國成員身份，必需容許香港因殖民地歷史而得到的一個權利；說必需要依基本法行普選，就如支持不平等條約一樣荒謬。當年中英談判，戴卓爾夫人摔倒，未必是怕了鄧小平的一句「明天派解放軍接收香港」，但怕動亂會損害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該是事實；政治的本質，就只是利益分配。而當時，中共是一個身無長物的爛仔，破壞的是英資在港的投資；時至今日，中資佔港交所近三成，砸的將會是中共的東西，不然早就已像鬼國其他地方，一有民眾示威便派兵進城了。香港人要認清自己的搏奕籌碼，到港交所外資流走均勢一破、財儲被五花八門的基金抽乾，就只有死路一條。泛民的和平佔中拖拖拉拉，終會導致至香港人彈盡糧絕。
若香港人接受有篩選的選舉作替代，就等如授權中共取代香港的自冶權，對國際公約中共就能交差，之後聯合國就不能干涉，香港人就會永遠的失去國際支援，完全失救。最後，香港就會墮落為中共的邊陲一角，再不是能獨當一面的小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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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看輕這種娛樂節目，美國透過電視電影建立的國民質素形象，也就是中共講的「軟實力」。看看Facebook上的傳閲率，連平時不是粉絲的也爭相廣傳，就知道有幾入屋；而透過比賽形式，更加可以增加「公信力」，無缐做的也是同樣的一回事。不是反對比賽拒絕挑戰，十三億人，當然會有很多技術上唱得很好的，問題只是比賽的條件：在人家的主場、規則、設備、評判、觀眾、語言下比賽，卻沒有公認而實質的標準，公平與否就只是一種主觀判斷。製造只勝不敗的選舉比賽，一直都是中共的首本戲。「有篩選也是普選」有爭議，因為有法理作根據考量，但於文化藝術，只要用差不多的形式進行，很容易就能混過去。從挑選香港及台灣的參賽者看，實力愈強的就愈容易幫中共人民建立形象，輸了也已是同級同台，贏了就層次提升；但港台的輸了就會將自信逐漸放下，對自身文化優劣產生懷疑。榮譽感，從來都是建構向心力的重要元素；奧運、世博、航天，都是一樣的工程。
當港台觀眾都覺得大陸的也很好、評判也很公平、規則也很合理的時候，它們的文化，就很容易被普遍接受了。早前那同學的「特別朗誦技巧」，也是由比賽教育獎勵而來的，是一種關聯性學習(respondent conditioning)。現在港台歌手賺取的高昂「參與」酬勞，港台觀眾其實是有份比的，他們唱的，也是我們的尊嚴，有血有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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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提的「成功人士」例子，很多人看到的是那一億元，滿足了香港人的發錢寒心態。這個例子，除了有人指出的邏輯荒謬，其實也是一個以結果論為基礎的歪理，一如劉慧卿的「沒有當天的出賣就沒有今天的政改」；香港有這樣的政棍，難怪中共也說「沒有六四屠城也沒有強國繁榮」。
一個由香港免費教育培育成材，靠該是父母親朋血汗幫忙買到的物業，再在不知收入的情況下加按作摃桿借貸；一朝發達，僱的是大陸的工人，納的是給中共的稅，做的是幫極權宣傳的角色。整個過程，根本就是飽食遠飈，但竟然成為一個地方官員引用的「示範」，背後的價值觀可想而知。
浸大傳理系創系系主任余也魯教授說過這樣的一句話：「你用什麼方法來爭取成功，比你的成功更重要，這是對你品格的挑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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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振英在施政報告用「關愛基金」，曾俊華在財政預算用「未來基金」，五花八門，但所謂的「基金」，其實也不是甚麼新招。曾俊華任內，以各種名目注資的基金已近千億；一為繞過立法局財委會，二為避開公務員系統，以財技轉移香港人公有資產，掏空國庫。不斷將公有資產放到政府體系之外，就如共官捲款走資海外一樣，香港歷代辛苦累積的民產，最後就只會剩下一個殻。政府開支按年遞增是必然之事，人口老化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，嬰兒潮開始退休是可預期的事實。而既是嬰兒潮，亦即是當代最大的人口羣，也是平均收入最高的一羣；這是世界性的「普世現實」，除了稅收必然減少，基金市場亦會收縮，將影響目前全球金融體系的操作。但香港的政府行政荒謬，是以這些可預期的變化作借口，抽空公共儲備，若要保本就要投放於將臨巨變的基金市場，但同時又不以資產審查確保輸入的新移民不會加重社會付擔。
一面減少儲備、一面投入風險、又輸入不明負擔，如果這樣的方法也能算是財政部署，那破產就會是可預算的合理結果。關愛未來到，基金已破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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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透過制度以外的基金方式，承接政府成立無數委員會的方向，將資金轉移到這些分配方式目標不明的基金及法定組織，將公共財政的權力外判，繞過公務員系統。這些基金運作不透明，公眾監管困難。而不少基金的委員都是親共份子，或擔任中共公職。披上「基金」的外殼，立法會財會就只剩下審議一筆過注資的權力，無法如正常政府開支般，逐一審批各項開支。因此是借「基金」之名，大削財委會審批撥款的權力，破壞政府須向議會問責，以達致向公眾負責的憲制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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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經濟價值，在於國際金融交收，而其中三方之強也是當今三大交易貨幣：美元、歐羅、人仔，亦是如今香港背後三大境外政治勢力之利益所在。自舊年起中共分支團體在港不斷湧現後，美國新駐港總領事Clifford A. Hart就走馬上仼，隨即會晤政黨博客、逛街市大牌檔。很多人大概連上一任是誰都不曉得，但夏千福兩個月便已佔據報章電台電視；須知道，夏是前北韓六方會談特使，更有軍方背景，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，亦設有中情局分站。最近連德國駐港澳總領事也出聲了，就該明白，各方到位，一切已是蓄勢待發。普選在前，香港人若真的要民主自由，就要好好把握現時香港金融市場還是三分之局，均勢一破，香港就會失救。香港人所能表達的民情，可以變成一種國際公民授權；要以小勝大，就要懂得借力。比賊打劫就要嗌救命，香港人繼續選擇沈默，就要接受被共匪輪姦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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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，中國局勢逆轉，民國政府避走台灣，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，隨後中共軍隊南下。當時港府推測，中共可能入侵香港。港府於是向英國請求援軍，同時在香港邊境加強兵力戒備，並制定多項防禦計劃。英國亦要求美國拹助防衛香港，並從東南亞其他英殖地調派軍隊及軍備到港。1949年底，共軍推進至廣州深圳一帶，並有十多次接近香港邊防記錄，但未越過界線，雙方未有衝突。港府於是實施緊急狀態，九龍新界居民因恐共，不少逃到港島避難，社會出現物資搶購。此時英國政府向中共施壓，英國從新加坡及印度調派數萬兵力到港駐防，美軍則以補給及渡假為借口，在日本及菲律賓調派艦隊到台灣至香港華南海域停留，中共得知美國介入後，為顧與美關係，以及想先解決已遷台的國軍，才將軍隊停止推進，危機才得以解決。香港得以有50多年的安穩繁榮發展，避過大陸內的革命血腥浩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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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美國駐北韓六方會談特使」和「美國駐港總領事」這兩個職位，看似風馬牛不相及，其實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一方面毋須向美國駐華大使匯報（美國駐港領事館一向直接向華府匯報），另一方面卻能參與制定與對華有關的政策，地位不比北京那位正式大使低，活動空間卻更有彈性，是美國外交的獨特棋子。夏千福曾參與和中國相關的戰略佈局，現在具有「美國駐華大使B」的功能，而三年後他還未屆退休之年，還有更上層樓的空間，北京對他的忌憚，就是可以預期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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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普聯對自己提出的「三軌制」普選特首方案，鄭宇碩說「缺少任何一種提名方式，都不是我們提出的方案」是否代表「缺一不可」，如何演譯是各媒體自行決定，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同意。先不論「缺少任何一種提名方式，都不是我們提出的方案」竟然不是「缺一不可」的文理荒謬，一個以民主作名號的政黨、一個自稱為香港爭取民主而組成的泛民聯盟，推出一個有篩選的所謂普選方案，作為現時香港最大公民運動「佔中」的訴求根據，竟然叫人「自行演譯」？這大慨就跟袁國強身為律政司，回應指「會續以曖昧態度對待」一樣精神分裂；身份與言論毫不相稱，態度不負責任。或許，聯盟中的人民力量早前所言的「自詡」進步民主、言行一致，也不是用字能力問題而是事實；而逼宮，人力也是很到家的。
由「終極普選聯盟」到「真普選聯盟」，終極不到也真不了多少，個個人不像人各懷鬼胎，雖然車公早作指引，但仍有很多人甘心歸附、難捨難離。然刻下狗咬狗骨犬決民主黨，「送炭」的又竟然先有人大常委范徐麗泰「指上次政改，民主黨在壓力下，走入中聯辦交流，是有很大勇氣和政治智慧，期望今次政改亦可以再出現類似情況 」，後有老愛國吳康民的「林鄭、葉劉、劉慧卿三位女性齊競逐，普選氣氛增溫柔」。常言，當敵人誇獎你的時候，就該想想自己做錯了甚麼事。
重看韓連山2011年的舊文，正是上回泛民組成「終極普選聯盟」時期；歷史在笑，不無感慨，該讖悔的，還有一直捐款投票支持政棍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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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民主黨至今還不肯承認是破壞泛民團結的罪魁禍首，不肯為密室政治背棄選民而道歉，更不肯為特區現今泛民頹墮的政治亂局負上責任。民主黨不肯面對區選的現實局勢：其一，何俊仁之能於屯門樂翠選區幸保議席，極大主因是中共網開一面，沒有派出民建聯的星級代表或清新「小花」參選來挫其銳氣；其二，因政改而退黨的新民主同盟八成當選，贊成「五區公投」的民主黨年輕黨員也獲市民支持，說明了很多巿民是極度不滿民主黨違背原則與中共妥協的。現在不認錯之餘還轉移視線，以「粗口論」、「暴力論」諉過於人民力量和社民連，卻忘記了這群衝鋒陷陣的盟友，一直在民主戰場的前線，扮演着「心口掛個勇字」的「爛頭卒」？這一回敗下陣來，就要「割席」棄卒，道義盡泯！時窮節乃現，這麼樣的政黨政棍，又怎獲市民支持？」韓連山2011年1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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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緩七年申請期被廢，很多關注都落在有型資源(tangible resource)，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引起「非用家」的反應；但其實這件事，比無電視睇嚴重得多。香港人一向實際，事不關己的連望多眼都會覺得蝕底；所以不領綜緩、不住公屋、不做公務員的一羣，就以為可以干卿底事，殊不知自己的權利被狠狠的削了三份之一：香港人三粒星的身份，已被捐了一粒去愛國。「香港人」這個身份，除了文化上的定義，就是法定地位(legal status)；而法權(legal rights)，就是一條界線，也就是一般說的合法性(legitimacy)。沒有這個法定身份，在社會中就連參與的機會也沒有；正如公司法，不是股東就沒有投票權。本土香港人的第一份身份證明文件，是香港出世紙(birth certificate)，與港英時對大陸移民發的CI即身份證明書(certificate of identity)，其實性質相同，用作介定出生地，也是本土權益的擁有權。而綜緩、公厔、公務員，是香港人三樣主要的專有民權，屬兢爭性的社會資源，所以要用「永久」居民區分；被剝奪了，香港人的法定身份，就被「非永久」居民模糊了。一墻既倒，很多人還以為事不關己。
香港人有投票權，但沒有完整的選舉權，所以香港人根本就不算是公民，只是居民；看看香港身份證，上面印着的是「居民」，指的是居民權(residency)，並非公民權(citizenship)。香港身份證是入境證件，特區護照甚至BNO/BDTC是外遊證件，回鄉證是「內遊」證件，香港人是沒有公民證件(citizenship identification)的。這就是中共不願香港有普選的原因，因為有了普選，香港人的公民權利就比較完整，如果要獨立自主，有一個能運作的民權系統就容易得多；所以台灣有普選，中共是收不了的。
有點儲蓄的人都該明白，現在用不到的公共資源，就如那些不會即時要用的錢，若是白白蝕了三成，還會不會像現在那般氣定神閒、置身事外？這些如在夢中的香港人，被人丟了那星還不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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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很多人都遺忘了，香港身份證的出現，是當年太多偷渡者湧港，港英用作快速基本身份鑑定的方法，屬強制性身分證；而週街查身份證，也其實違反民權。英聯邦在WW1期間首次發行了強制的身分證，1919年取消；在WW2時重新引入，1952年廢除。英國法院在Willcock v Muckle案件中，一致認同身分證的存在不適當。英美近年亦曾以反恐、阻止非法移民、騙取津貼及偷竊身分為由，嘗試建立身份證系統，功能都是維穩；但都失敗，主因是認為身分證是極權主義者社會的象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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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KTV復活，王維基為香港示範了一場幾近完美的去政治化政治運動操作：一個商業機構，可以帶著公民運動的光環，跟中共談交易，連現時的政黨也未能做到。民氣從來有價，只道愚民自奄；所以香港的公民運動，應該從中借鏡。香港的社運，都往往被左膠、泛民由簡單的利益訴求，放大至根本無法解決的主義矛盾，所以只會永遠失敗，籌完款就階段性勝利，然後啋你有味。但整個HKTV事件，都嚴謹的將議題聚焦，鬥爭目標從來都只是一個人，這就擺脫了普世價值及主義之爭一全一偏的魔爪，主導權沒有流失，目標也沒有被沖散。訴求清楚一致，羣眾就容易凝聚，議題簡單分明，就難有爭論空間被分化。這從碼頭罷工由加薪減時，被工會擴至反對資本主義，就無處著力然後潰散，或佔中無數咨詢籌款後，仍無底線原則，落於空談；就該明白在政治現實中，光環只是政客、左膠無知的自瀆。
由運動開展至今，王維基跟員工一直兵分兩路，政府層面的由王親自操刀，民間操作交給員工層面維持，而王的個人介入就放在不斷的院校講座串聯；既可招兵，但又非正面交鋒，亦從來強調不涉政治。對這留有一手的隱形戰書，現在的中移動交易就該是回禮，王氏也「感謝各方朋友的安排」，一切談笑用兵，又不止於和理非非的空言。而OTT是網台，CMMB是大氣，兩個都不受廣管條例規範，自由度更大，亦可更具個人立場；但要轉制式作高清廣播就要同TVB／ATV傾，這就可能是之前雙王會的原因，也能是亞視續牌的條件，HKTV更還有司法覆核在手。
刻下維基三隻強牌在手，已是進可攻、退可守，回馬槍已召回三百穩兵，未來八百一千是預留壓力，增加政府再加留難的代價；開台之時既有像「買路姆西就是表態」的消費政治羣做底，要民氣加碼時更可贈送接收器。整個事件，不失一方，只取一人；逼一個懂政治但不想搞政治的人參與政治，是非常愚蠢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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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少評宗教，因為宗教主要是建基於信心，只有信不信，沒有必然真假對錯考據；但既然鄺保羅大主教也要於聖誕文告批評本土主義排外，就只有奉陪。鄺保羅口中的「耶穌基督降世成為有血有肉的人，就是要擁抱人性，恢復人的尊嚴，呼籲人要接納和包容差異」，但現實的所謂大愛，於同志平權就變成沒有立場、沒有擁抱人性、也沒有恢復人的尊嚴、連人權都沒有討論，只是選擇性的空言；而真正接納和包容了的，是其中共全國政協的任命，政教分離已經棄如敝屣。所以，他說「政府的確做得不好，但毋須立即要求官員下台、內地教會自由有如香港」的話並不奇怪，但叫人抱着曼德拉精神就有點儍，可被中共視之為鼓吹暴亂言論，鄺政協要小心。至於文告中「有政治人物為求選票，鼓吹本土主義，香港充滿歧視和排外」，鄺大主教也許忘記了，香港聖經公會幾年前推出的《聖經》和合本修訂版，便早已將「愛人如己」一改而成「愛鄰如己」，對象群就收窄了；而一般主內鄰舎，都多是弟兄姐妹，這是不是同門優先？算不算是排外？要注意的，翻譯改動在一般故事編章問題不大，但「愛人如己」是誡命，屬於教義(doctrine)層面的價值框架(value framework)，尤如政治上的詞彙導引，可從思維方向影響人的行為。所以這一改，基本上也可以是「有宗教人物為求信眾，鼓吹本教主義」。其實這個更改一直都有爭議，說是盡量「按照原文」，即是「撥亂反正」；但既要文改，就是要在字義上介定分別，下一條思想界線。無論是甚麼原因，一般人，不可能每次都有牧者解釋，但「人、鄰」之間，在廣義的差別，不應每次都如《基本法》般要求人大釋法才可明白，也不想重翻死海古卷和現行聖經內容有何不同吧。
最後引用李牧的話「你話你道德，但你有沒有實踐？你說不歧視，但如果有一個同性戀者說想要洗禮，你接不接受？如果你要他改過了再回來，你也是歧視他，這是講一套做一套。」人只是人，政治如是，宗教亦如是，要政教分離，是有原因的；所以信的，只在理念不在人，尤其在亂世如今日香港。「善與惡，不會不懂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裝作不知。你問心吧，一定知道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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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原文plēsion，有「朋友，鄰居，與之相關聯的人」等意思。對於猶太人，「鄰舍」乃指同種族、文化，甚至是同樣宗教傳統的人。和合本當年有三版：深文理、淺文理、官話；《文言和合本》1872甚至楊格非的《新約淺文理譯本》1886都翻譯為「愛鄰如己」；委辦譯本則翻譯為「愛人如己」。中文聖經譯本，如《呂振中譯本》、《現代中文聖經譯本》、天主教所使用的《思高譯本》和大部分英文聖經譯本，也將第二條誡命譯作「愛鄰如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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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真小學女生墮樓案，發生至教育局要求報告就已經靜下來了；這個情況，跟拐嬰案B女死了，就失去社會關注幾乎一樣：人命並不重要，有疑犯結案就滿足了。這件案的可怕之處，是一個女生從5樓墮下，但基真小學全體30名教職員沒有任何人報警，一個都沒有；若女童是因為誤時失救致死，這就是集體誤殺。這件事的重點，不是女童因何墮樓，而是如何救命。基真小學在事發三日後連續發聲明解釋，表示當值教師看見女童「倒臥在地」及「在操場暈倒」，便「按校方既有程序處理」，召喚有急救資格的教師到場，及致電聖約翰救傷隊。記者至少7次追問校長黃靜雯，為何校方判斷死者只是「暈倒」、有否流血及為何沒有報警時，只是重複說：「根據老師資料，當時女生倒卧在地，遂按既定程序通知聖約翰救傷隊」。救傷隊到場時，女生奄奄一息，但荔枝角的消防處救護站只距離學校0.9公里，而聖約翰救傷隊到校的距離則長達6.9公里，因為誤時失救的機會很大。五樓墮下、發出巨響、大量出血，是「暈倒、倒卧在地」？人命在前，按既定程序「召喚有急救資格的教師到場」？有急救資格的教師比專業更好？這種處理，跟拐嬰案的「網上偵探」一模一樣。為了救人，我們定下程序，但為了達到這些「程序」，我們卻放棄了目的，甚至這些程序成為了背棄目的的藉口。基真小學跟足了程序，卻沒有救到人，甚至救人程序成為了見死不救的藉口。
在這個荒謬的社會，為了某個目的去建立規條，最後卻只有規條，沒有了目的。而這件事，發生在香港，更是在一間學校，這樣的教職員，會教出怎樣的學生？如果有子女在這樣的學校，又會被怎樣的「處理」？對佛山小悅悅被兩車輾過，18人見死不救最終不治的事，香港人還有甚麼好奇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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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蘋果日報》及《明報》訪問基真小學多名學生及附近街坊，均指事發時看到一大灘血跡，又聽見巨響，絕非校方稱的「倒臥在地」及「在操場暈倒」，就讀小二的慧慧憶述，她正在操場看圖書，突聽見「砰」一聲，之後便發現倒臥的人是羅芍淇，慧慧說：「佢攤喺度流好多血……有兩個老師幫佢急救，之後有啲救護車同着白色衫嘅人嚟……」。另外，亦有兩名男同學聲稱，事發當日曾在操場見到大量血漬，又指老師叫他們不要對外談及事件。
校方在聲明指聖約翰救護車出發前已報警，但根據聖約翰救傷隊提供的資料，當天早上7時46分接到該校「有人暈倒」報告，救護車一分鐘內出動，途中主管從校方口中得悉羅芍淇疑從高處墮下，鑑於案件性質，於是在7時55分報警。聖約翰救傷隊於7時57分抵埗為羅芍淇急救，8時19分將羅芍淇送抵瑪嘉烈醫院。
曾有在教育機構和社福機構工作的人士表示，出事時機構第一時間會打電話去就近醫療團團體，涉及犯案的就才報警，目的是避免媒體到場，此操作已成慣性指引及不成文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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曼德拉1964年在法庭講的話：「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」，要旨是：和平抗爭走到絕路，以暴易暴已成唯一選擇；更表示對各種已經展開的暴力抗爭事件負責。這句說話，甘地的版本是：「There are many causes that I am prepared to die for, but no causes that I am prepared to kill for.」
曼德拉逝世，媒體的報道將他過濾成一個黑人民權領袖英雄，是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的典範；至於他曾提及暴力和恐怖主義的說話，卻避而不談。香港的主流傳媒，在語言口徑上，跟政府的「要以理性、和平的方式表達訴求」，及泛民的「和理非非」，目的是一致的，就是維穩。當「和平」就是「抗爭」，人民只會鬧不會反，統治就容易；而傳媒、政治的生意，也可穩定發展、長做長有。
當年曼德拉在法庭公開要顛覆政權，為了抗爭，並不排除戰爭和革命。他認為政府不停使用不公義的法律和暴力，令人無法以合法手段進行反抗，所以除了暴力和顛覆政權之外，並無他法。這個「因果論」，跟黃毓民「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條路」的立論，於香港現時的政府手段及公民抗命情況上，非常相似。山雨欲來，歷史經常重覆，人亦總會犯同樣的錯誤。
在諮詢會向梁振英掟膠屎，其後被20警察圍捕的黃洋達，被問及為何被捕後還要再掟時表示：「正正因為佢想用拘捕唻打壓我哋，所以今日更加要掟！要話畀CY知，我哋唔怕拘捕！」這種勇武的公民抗命情況若持續，就會如謝連忠律師的文題《當有人甘願為暴力抗爭負上責任和代價，警察還有用嗎？》也就是香港革命的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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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振英一邊上載跟「路姆西」的合照，另一邊宜家就宣布要改名為「路福西」，還要表示感到遺憾。要遺憾的，其實是香港人，因為一隻「路姆西」，揭露了香港很多人的不知所謂：左翼竟然會為用了一個資本主義商品而沾沾自喜、民間又以消費進行所謂的政治表態唯恐不及、而平時高舉「和理非非」的泛民、經常遣責語言暴力、包括早前對林老師說WTF不是的人，都同時欣然自拍、萬千閃咭耀香江；又丟又炒，樂此不疲。這一切，有如劉慧卿自己著DelayNoMore衫，但郤指責人講粗口一樣虛偽；口裏說不，身體郤很誠實。
「快樂抗爭」的意思，是在抗爭中不要愁苦悲傷，要樂觀看待、積極奮鬥。並不是如這個「路姆西」般，有娛樂性就驚死執輸，以廉價搶了紀念品、舖了相、呃了like、沾了光，就以為「做咗嘢」抗爭了，得到階段性勝利，可以「比啲掌聲自己」。政治消費過後，就如集會捐款般，一切不了了之，跟左賊騎劫HKTV集會偽冒捐款一樣，只是自欺欺人。
平時口口聲聲「我討厭政治的人」，今日竟然會為一隻「路姆西」呼朋喚友、東奔西跑；你真的以為政治是一套鬧劇、抗爭只是一場遊戲？今時今日，咁嘅態度；工作就會被炒，香港就會被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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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都死了，民間偵探在誇耀「戰績」之餘，還對事件發生時依循事主及警方資料，呼籲放下疑點將精力放在幫忙尋人的，大肆貶斥追殺。死了一個人還不夠，用一個生命來證明自己的對錯，真的很值得高興，仍要找陪葬嗎？業餘討論總會流於各說各詞，甚麼都是有可能的；正如藝術，每個人都可以評論，但以非專業角度的就只是個人感受，這是常識。若一定要講對錯，將輸贏看得那麼重要，那就用比較學術的方法：權威援引 (authority citation)，以專業角度衡量，無謂再糾纏於如個人觀後感的影評。尋人專家張大偉表示，網民跟傳媒對此事廣大宣揚，正反兩面影響皆有：正面來說，連特首都注重這事件，警方辦事會更積極；「負面則是有時網民胡亂猜測，會發佈一些非真確消息，這可能會觸發犯案者的神經，令他可能會對BB女不利。」講完。
原來大家都只喜歡查案，破了案就功成身退，但一直掛在口邊關心B女的「前提」，就任由她丟在堆填區。作為一個人，若要以人命來表現聰明，本身就是一件很愚蠢，也很可悲的事，亦不必再談甚麼人義道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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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大偉為香港著名私家偵探，世叔伯任職警界，入行超過三十年，被視為業內高科技偷拍及竊聽的先驅，與警方合作無間，有「尋人專家」外號。張大偉現時的私家偵探團隊共有5隊跟蹤小隊，共20多名成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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拐嬰案的結局，討論的焦點，放在「自導自演」而不在尋人，合理化了香港的冷漠。這種喜好偵查分析的思維方式，其實背後，就是香港一直高舉的社會價值：冷靜理智；所追求的，是高低勝負，也就是所謂的「醒唔醒」。但生命在前，「叻、冇比人呃」，是否真的那麼重要？一個社會，如果無情，再叻都只能是一個機器。這樣的結果，印證了慣以奇情做新聞的媒體論點，而用結果論歸結，亦似乎是一個方向勝利。但其實，作為傳媒，只要跟隨事實報導，依循事件發展傳播訊息；而公眾，在受訊後作出適當的民間反應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因結果而推翻應作的處理。試想一想，身為父母，有朝一日若自己的孩子失蹤，而身處的社會，第一時間的思想方向，就是猜疑追兇而不是尋人，會是怎樣的一回事。
偵查的工作，不應是傳媒或公眾的事，因為在缺乏掌握實證的情況下，一切都只能是猜測，不是對就是錯，跟不知公司生意實況在股市投機，是一樣的事。只是，在這一類案件作猜測的代價，要用一個生命來證實對錯，非常沉重。也許仍有很多人不知道，香港的警力，編制是世界第二大，警民比例亦已是世界第三，離台灣日治時期不遠。所以這種工作，請市民留給警察去做，香港不需要更多的偵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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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點補充，若這個案例成為香港人的思考慣性，就會癫倒香港一直的法冶原則：必先假定無罪，疑犯不需證明自己無辜；這樣，就離鬼國更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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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香港人也許對政治，存著誤解，所以會將民主奉為理想，高高在上；但就是因為其形象高高在上，在香港這個凡事實際的城市，就被「實際主義」者視為虛無，而「理想主義」者又往往無力施為，最終就只能高高舉起、輕輕放下，每一次都聲嘶而起，然後力竭而回。香港的「實際主義」，源自難民心態，再被殖民教育深化。香港的公民追求，都只是由求「生存」到求「希望」再到求「機會」，講「理想」、談「夢想」根本從來都不存在，因為「唔實際」。直至近十年，要推銷所謂的才藝教育相關產品，「夢想」，就如「民主」一樣，被放在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位置，這樣，叫價就可以更高。
在香港橫行幾十年的樓奴模式，就如電影Matrix一樣：香港人用畢生積蓄放下首期，買一個連轉身都有困難的籠，然後每天工作供這個籠的建造費，每日電話、電視、上網、飲食、超市盡在旗下，更要每月交管理費，去維修計入建築成本的所謂共有空間，業權郤由大業主隨意圖利，但很多人還是趨之若騖；也是因為所謂的置業「夢想」。那個買樓致富的夢想，於九七移民潮後深化，普遍香港人都會認為樓能保值，卻看不到樓價可持續以高比率上升的原因。從前港人買樓，以實用面積計價，要自己髹油裝修、置電器傢俬，現在是整套出售，將這一切連設施食價計入，樓價當然會隨物價每年上升。但賣樓時卻沒有人會計算裝修及設施損耗拆舊，買方又只視為「升值」結果而沾沾自喜，久而久之就成買賣雙方左手交右手造就的長升神話。
若將位置倒轉，把物業折舊算在公司帳上，攤消成本就會變成管理費開支，又可從樓奴身上吸多一點血，就知這一切的荒謬。以所謂的持續上升遮蓋的拆舊減值，只是轉嫁到下一手買家，繼續音樂椅的遊戲。這些年來，在政府默許下以建築面買賣固然是問題，但香港人圖短利、貪即食的代價，就剝奪了原本可以豐憸由人的選擇。
在市場學中，建立品牌的目的，就是增加溢價；放於教育，父母就會更加心甘命抵。但這個「夢想」品牌，只是繼李氏樓奴後另一個商業模式的起始。由「興趣履歷」開始，香港的小朋友，從幼稚園到大學，東奔西跑累積「興趣」，持續不了的就是「生活體驗」，最少能放在「履歷」，從為求學到為求職，「興趣」只是手段，這就對了「好實際」的香港人的胃口。但背後，便能為西九這個商業工程，帶來大量「藝術」表演勞工，來支持未來旅遊娛樂工業；供應增加，成本便自然會降低，是很簡單的成本部置。但原屬商業投資上最昂貴的開發成本，就經「教育才藝」之名轉移到學生及家長身上。
這個「植商入學」的營運模式，是一個可千秋萬世的剝削架構，比李氏的請君入甕更加惡毒。現在的教育商品，由政商聯手製造「需求」，令小朋友「履歷」變成常規，利用父母們的「甘心」。一般人在樓價租值不斷上升、薪水停滯不前下，早已左支右拙，再加上這些日日新鮮的「栽培」子女代價，就會令可有的儲蓄化為烏有，連可不可以退休也成問題。到一個人的黃金工作期過去，就是子女上大學之時，一是由子女自己借貸學費，一是按樓幫忙。無論是那一條路，總之那筆債就是終其一生也脫不了身。
這一身債，如在老一代身上，就可能退休無期；如落在後生身上，就令其學業剛終、事業方始已舉步為艱。如今世界商管系統已然成熟，職場上升空間有限，所以薪資職位也當不會有甚麼大突破；這從行業頭面人物還是廿年前的那些人，就可以知道。既然薪水有限，會反哺的，就多少會影響自身發展，也會減低其對再下一代提供的資源。這一切環環相扣，令人一生只有不斷工作，代代相傳，社會的勞力人口就穩定了；供應愈多，勞工成本就愈低，有如法國大革命前貴族之下的奴隸階級，就渾然而成。這還未計，以為再無所求就可安享晚年的老屋被強拍。這一切在某程度上，是政商合謀下教育社會無情無義，數代以後，就是如今中共的地獄鬼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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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的財閥，從九七後，持著中共未經濟堀起前對港穩定的恐懼，用臨立會出賣港人利益，廢租管、集體談判權，削除民間反制；又以政商關係、延後利益，一直改變法制，製造對自己有利的營商環境，擴大壟斷，遇到反抗如反壟斷立法，就動用建制派、功能組別護航。這二十多年來，對香港民生的剝削，罄竹難書。今時今日，只是與虎謀皮不成反被咬，是沒甚麼好怨的。對付資本家，共產黨是最拿手的，也許其當年對張子強的一番話：「我只能教你做好人，但你要我做什麽，我不會了。你只有一條大路，遠走高飛，不然，你的下場將是很可悲的」，可以拿來好好自我反省。至於香港人，敵人的敵人，未必就是朋友；想想過去廿多年是被誰怎樣的剝削，也想想現在怎樣可以利用狗咬狗骨的空間，然後反敗為勝、撥亂反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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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嘉誠在《南方都市報》的專訪中道：「我一生的原則是不會去賺最後一個銅板，就是最後那分錢，要很小心。」悦耳的超人邏輯，在香港郤只看到「賺到盡」的現實。
在李氏的辦公室桌頭的相框內，是一幅他自己寫的小箋：「求百事之榮，不如免一事之辱；邀千人之歡，不如釋一人之怨。」可皇國之外，為一人之榮，只見萬人之怨。
對社會，他說：「我認為提供免費午餐難以解決貧富懸殊問題，唯有為年青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，提高普羅大眾的就業條件和機會，脫離跨代貧窮。」買不了樓、結不了婚、生不了仔，就沒有跨代貧窮的問題了。
繼續「問心無愧」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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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毓民投的一張棄權票，在公民黨梁家傑就誤導道歉後，人民力量仍不斷製造疑點，伙同媒體，利用一般人不明白原動議和修正案關係及議會程序，借機抹黑。既然如此，政治本是利益計算，那就回歸原點，計得清清楚楚，再加一個推演；從過去看將來，化失敗成教訓，使被一夜解散的民氣不致於全數浪費。看不了電視，就看清楚議員的面目。既定條件：內會議案決議，採取簡單多數票（simple plurality/simple majority），即贊成票多過反對票，即可獲得通過，棄權票不計算在內。大會議案決議，採取分組投票，要同時得到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的過半數出席議員投票贊成，議案才會獲得通過。如果有人在「原動議」提出「修正案」而獲通過，「原議案」便會加入「修正案」的措辭，這就如文法中的語法修飾詞（grammatical modifier），可以改變原有文句的意思。
議案推演：
以有強烈民意支持議案為基礎，將原動議「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中所有文件」換上「冇篩選的普選」，而「免除行會及商業機密文件」換上「有篩選的普選」，以兩個議案的投票結果，分析議員對將來「普選」議案的取態可能。（如果有人在「普選」原動議提出「有篩選條件的」修正案而獲通過，「普選」便會加入「有篩選」的措辭，變成「有篩選的普選」。）
投票分析：
綠色（不論有冇篩選都贊成）
紅色（不論有冇篩選都反對）
灰色（不論有冇篩選都缺席/棄權）
淺綠色（贊成有篩選，對冇篩選缺席/棄權）
粉紅色（反對冇篩選，對有篩選缺席/棄權）
紫色（贊成有篩選，反對冇篩選）
橙色（反對有篩選，對冇篩選缺席/棄權）
黃色（贊成冇篩選，對有篩選棄權）
其實這個議案的投票結果，顯示令人嘆為觀止的「基本盤」平衡穩定，但又有很強的機動性：若在內會原動議缺席/棄權的7票投贊成，議案便會通過，成為關鍵票可獲最大的政治籌碼；而大會採取分組投票，整體反對票不用多於贊成票，功能組別夠票，就可以肯定議案會被否決（就算用簡單多數，缺席/棄權的3個建制票，也足可平反敗局，所以就是黃毓民投贊成，也只能輸；一直缺席/棄權的2票，就是保險），計算非常精確。留意兩陣基本盤的「協調」，近似舊年選舉的配票情況；而從機動「規律」，則可見政治投機取向。
有趣的是，那一大遍「綠海」，只有「不論有冇修正都贊成」，看不到一點堅持。在整個議案投票中，唯一「贊成冇修正，不支持有修正」的，就是如今仍被政敵藉詞攻擊的黃毓民；至於投棄權票，也許就是在一個民情洶湧的議案中，堅持反對「有違原則修正」而不影響投票結果，又能與建制派劃清位置的選擇，是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。一個投票，誰在堅持，誰在走位，誰只是爭取所謂的「階段性勝利」，清清楚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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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立法會議席，一半由功能組別產生，撇除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，30個功能組別的議席只需20多萬張選票，而35個地區直選的議席卻需要300多萬張選票。透過分組點票的機制，民意基礎小的功能組別議員可以否決由三百萬選民選出的直選議員。立法會議事規則第46條規定，取消議員的資格、發回重議的法案、彈劾特首、修改基本法、修正《基本法》附件一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修正《基本法》附件二：立法會產生辦法，更須取得至少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同意才獲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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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為對「新語」解究，每有新詞都戒慎恐懼，引源示例、拆解剖析，就可以提醒香港人對詞彙於政治思維之導向；然顧新忘舊，一回頭，殊不知其實早就開始，亦已殖入深化。
《1984》所提的新語例子，如「戰爭」就是「和平」那麼明顯着跡，香港人咁醒，點會中計？但實際上，左膠的一個「包容」已比較易於理解，仍可無限上綱混淆「文化」及「不文明」；而中產的所謂「理性」，就更把香港人將對待「剝削、不公平、霸權、侵佔」等應有的積極反對態度，變成「消極退縮」的冷處理反應。所以，香港人點止中計，正情已經中降；單單利用這一點「醒」，就已能將香港人的「自信」，變成負資產。
二十多年來，「和理非非」其實是一個封印，令香港人面對警察不公、土共橫行時，連一句粗口也不能說，忍辱就是「和平」、麻木就是「理性」、不反抗就是「非暴力」、不奮辯就是「非粗口」。現在的香港，除了休息、工作、再工作，就是遊行、集會、再散會，已成「傳統節目」，民運捐款也跟過年派利事差不多；可以預見，如果所謂的和平與愛佔中成事，將來自綁投降就是「抗爭」，政府也就不用再怕人民「造反」。有如《1984》的「和平」就是「抗爭」、「包容」就是「公平」、「麻木」就是「理性」，分別真的很大嗎？
「幻覺嚟啫，呃我唔到嘅」？如果牛頓根本就沒有被蘋果中頭，華盛頓的花園也從來沒有櫻桃樹，你還會以為改寫事實真的那麼難，而世事也都真的給施主看透了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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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百年來，蘋果砸牛頓砸出萬有引力定律，一直是科學史上的佳話。然而英國皇家學會披露「牛頓回憶錄」作者威廉·斯蒂克利的手稿證明，「蘋果砸中牛頓」並不屬實，只是經過一代一代人，根據一段對話加工「演繹」而來，是一個渲染的故事，目的是推廣科普教育的。事實，是一個蘋果掉在地上，打斷了牛頓思考重力問題的思緒。
http://bbs.tianya.cn/post-no05-275055-1.shtml
華盛頓砍倒櫻桃樹道歉的故事，是一個耳熟能詳的「誠實」典範。事實是，華盛頓的父親，在他十一歲的時候就逝世了，而在他維琴尼亞的家附近，也沒有櫻桃樹。這其實是聖公會牧師維穆斯 Mason Locke Weems 杜撰的故事，是為了推銷偉大領袖的形象。
http://www.tp.edu.tw/topic/201007/c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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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前科技不發達，每個人看電視都要安坐家中；然時代改變生活規率，對電腦的時間多過電視，要一家大少安坐家中吃飯看電視，已成難事。源用「古代」的電視收視率計算模式，用「機頂盒」只是以機械代替人手做「日記」，根本是換湯不換藥、瞞天過海，落後科技的外衣遮蓋不了35年的蒼老。香港的「電視觀眾研究」，自1978年以日記簿形式，至1991年改用個人收視記錄儀。此研究除得到無綫及亞洲兩間電視台認可 ，還有４Ａ廣告公司及影視處共同監察，理應廣為業界及公眾所接受，但時至今日，收視數據的可靠性仍備受質疑。「電視觀眾研究」本身是抽樣研究，準確及可信性的基本要求是：(一) 方法學的設計；(二) 研究設計的執行。而調查公司必須按合約的要求，於每年第三季進行全港性的「電視人口調查」Establishment Survey，以確立人口形態比例分佈，作為下年度之抽樣依據，如果發現有所偏差，須於十星期內糾正，並定期向電視台報告，確保代表性 (Panel Balance)。同時，技術委員會每6至8個星期開會，提出有關方法學和執行問題， 調查公司必須作出交待，甚至作出修訂。
這樣嚴謹的硏究理應可信，但要注意的「是抽樣及概念界定」，如何「定義」可以影響調查的方法設計，有導向性的調查大家也見不少了。而「被導向」的調查結果，就可以改變「研究執行」的方法，因果相隨；這跟政治上先改詞彙的「新語效應」是一樣的。還有其中的「客戶」關係：無綫亞洲的廣告市佔比率是95:5，而廣告商除了賣創作就是做media buy，當只有這樣極端的兩個「客戶」，但只有一個落廣告的選擇，可有的中立性最多就是5%。
現在網民呼籲熄電視表達不滿，因為收視率是以很少人見過的監察系統作黑箱採樣統計，個人相信作用不大，但既然有人發起而參與成本甚低，當聚眾練習也不是壞事。若以中醫理論止病於源，用藥之道由逆轉生態開始，改變病源適宜生存的環境就可去病更生；以香港電視生態論，要改變遊戲規則，沖擊的目標該是調查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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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現時的收視調查服務是由尼爾森（Nielsen）提供，接替「央視」CSM，提供為期5年的調查服務，調查樣本以8百個家庭共2,400個樣本，亦加入互聯網直播電視的調查數據。尼爾森有一個 The Nielsen Code 中有這一條「Impartiality - Be influenced by nothing but your clients' interests. Tell them the truth.」這也就是很多西方機構為公司文化定位的核心價值 (Core Values), so, let's tell them the truth.
http://hk.nielsen.com/site/index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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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視率＝收看人數(或家戶數) / 觀眾總人數 (或總家戶數)。收視率指在某個時段收看某個電視節目的觀眾人數，以百分比表示。簡單來說，收視率的計算，是把接觸率及其收看的時間同時計算在內。而接觸率只計算被訪者昨日曾否收看過某些節目，至於收看時間(Intensity)就沒有包括在內。高接觸率的電視節目，不一定有高收視率，原因可能是觀眾只瀏覽一至兩分鐘就轉台。
一般由電視台委託調查公司，通過電話，裝置機盒或其他方式取樣調查來得到收視率；大部份的其他調查都是電話抽樣訪問研究，所得的結果是接觸率(Reach)。這個資料在「電視觀眾研究」的數據中也有類似的資料，但現時兩間電視台一般公佈的是收視率(Ratings)，不是接觸率。所以現時許多其他抽樣調查公佈的數據是接觸率，並不是收視率。只不過他們往往混淆了這兩個基本概念，把接觸率當作收視率來公佈。而這兩個概念根本不可以作出比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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